1926年11月，李政道出生在上海的一户殷实家庭。他在家中排行第三，从小就接受中英文并重的现代教育。
1941年12月的一天，侵华日军闯入李政道所在的中学课堂，已经多次转校的李政道最终被迫辍学。不久后，李政道和哥哥李崇道搭上了南下的火车。去大后方，考取中国人自己的高校，是他唯一的目标。
1943年夏，17岁的李政道以高分考入浙大。
战场后方的浙大云集了不少知名教授，其中就有被称为“中国的爱因斯坦”的物理学家束星北。
束星北上课绝不照本宣科，而是更注重与学生的交流，引导他们发问。许多学生避之不及的环节，却让李政道尤其痴迷。
展开剩余85%1944年11月，日军进犯贵州，浙江大学被迫停课。之后，李政道成功转入西南联大物理系。
1946年，中国仿照美国“曼哈顿计划”，启动了“种子计划”，选取了吴大猷在内的3名科学家赴美考察。每人可以选择两名年轻助手同行，吴大猷把其中一个名额给了20岁的李政道。
到了美国，他们发现原子弹的研究资料已被封锁，根本没有接触的可能。于是，出国的教授就地留下做访问学者，助教则多在海外攻读博士学位，只有李政道的去处成了一道难题。
他坎坷的求学经历，并没有换来一张正式的文凭证书，一时之间求学无门。
幸运的是，芝加哥大学招生办公室给了李政道试读生的资格。
那时的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群星璀璨，集聚了“原子能之父”恩里克·费米、“氢弹之父”爱德华·泰勒在内的全世界最前沿的物理学精英。
李政道的天赋得到了费米的青睐，很快转正成为他唯一的理论研究生。
在一次讨论中，费米问李政道：“太阳中心的温度是多少？”。李政道给出一个引用的数据：“大概一千万摄氏度”。
这个脱口而出的答案显然让费米不太满意。他指出，绝对不能接受自己没有独立验证过的、别人的计算结果。
费米带着李政道设计了一个专用的算尺，来处理计算太阳温度的微分方程。算尺长接近两米，师生合作，在一周内制作完成。李政道很快就算出了太阳中心的温度。
源头思考，从零出发；自主验证，绝不盲从，根植在费米与李政道一次次开放式的讨论中。
入学4年后，23岁的李政道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。初中、高中、大学本科从未毕业的他，一举成为“神童博士”。
1951年9月，李政道加入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，与杨振宁成为同事，两人有了不少合作。
院长奥本海默曾说，他最喜欢看到的景象，就是李政道、杨振宁走在普林斯顿的草地上。
20世纪50年代，“θ-τ”之谜作为当时一桩热门的疑案，困扰着包括李政道在内的物理学家们。
此前，宇称守恒一直被视为物理学的基础。根据这一定律，物理系统应当是左右对称的。除了左右，一切都应该是一样的，这却无法解释“θ-τ”之谜。
李政道隐约觉察到，看似“完美”的宇称守恒定律，很有可能存在谬误。
经过大量的研究，1956年秋，李政道和杨振宁在《物理评论》上联合发表了一篇文章，提出在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的观点，并初步设定了几种实验的方案。
这个疯狂的想法，激起了物理学界普遍的反对。
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原院长 高原宁：
在这之前没有人往这方面去想，一个基本的物理规律会破坏，被冲击了。
1957年1月15日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召开新闻发布会，正式宣布宇称守恒定律被推翻，给科学界带来石破天惊的震撼。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，因为这一突破颁给了李政道与杨振宁。
1957年12月10日，诺贝尔奖颁奖仪式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。李政道和杨振宁成为最早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。
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、上海交大李政道研究所首席科学家 弗兰克·维尔切克：
基础物理学的整个发展，最终形成我们现在所说的标准模型，并对世界的运行方式有了真正深刻的理解，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都源于宇称不守恒的发现。
受教于恩师，追寻真理；不惧权威、打破陈规，李政道始终走在科学正道上。
他在六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，共发表321篇学术论文，在量子场论、基本粒子理论、核物理、统计力学等诸多领域力寻突破，为物理学的发展做出了持久而明确的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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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：CCTV国家记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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